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

其内容基本同于今本，仅少了一些章节。如云雷，屯，山下出泉，蒙，云上于天，需，天与水违行，讼，雷电，噬嗑，等等。

其语气与《孟子·滕文公下》所记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极其相似。说明在战国儒家的眼里，《小象传》已不是当时的新生事物。如司马谈把正《易传》，继《春秋》看成是孔子事业的继续（《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些思想在《大象传》中盈篇累牍，如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以恐惧修省，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等等。对卦体的分析，《大象传》专释上下经卦之象，而《彖传》虽释象，但其主要倾向在释上下经卦之德。

其所说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如果考虑到卦辞和爻辞的话，它就会按由初而上之序释上下经卦，以与爻辞的特殊次序相合。在传统哲学中，虽然那个代表宇宙本始、普遍必然、最高主宰的天、天道、太极等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具有崇高地位的概念范畴和西方哲学中的理念、形式、上帝、规律不同，中国哲学中的天、道、太极总是和人间的社会秩序、道德理念、生命意义联系在一起，以德配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道不远人等命题充分表达出这些范畴的人文意义

……致者，用力推致而极其至之谓。通过魏晋、两宋的性理学建构的历史，可以鲜明地看到中国哲学发展的进程与脉胳。另一方面，理学又解决了玄学在性理哲学建构中的不足，使中国古代性理学说走向成熟和完善。我们知道，玄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本体论的创建者，玄学本体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人格本体论，玄学家首先是从对人性问题的本体思考而开始的。

程门弟子曾反复强调其本体论原理，朱熹说： 《西铭》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历史上，有关性与天道的联结有各种层出不尽的学说，但是，应该说性理学是一种既能最充分表达这种人文精神，又具有精深思辩的学说。

[[3]]  《庄子集释》中册卷七，《达生注》，第638页。在这里，人的内在情性与宇宙天地的大本相通，人在实现自己主体性精神的同时，也在促进天地位、万物育的宇宙进程，并可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但是，性理之学又可以理解为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的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自先秦以来，历代哲人均在思考并力图解决人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从而使人性、人道、人文的精神价值获得空间的普遍性、时间的永恒性的意义。

王弼首先倡导本末、一多、有无的本体诠释方法，建构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而性与其他范畴道、玄、一、理一样，是这个无形无名的无的指称。郭象进一步将此自然之性扩展到宇宙万物，认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2]]，天地万物均是自生、独化而成，而性则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内在依据，故而又称之为本性或天性。[[13]]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67-3168页。这些观念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精神。

黑格尔强调哲学是一种反思——对思考的再思考，应该说，西方哲学主要是对纯粹知识的再思考，而中国哲学则更为强调对人的操作实践的再思考，所以中国古典哲学总是体现出很强的实践性精神。两宋时期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能够顺利完成性理学的哲学体系，同他们成功地汲收从先秦诸子到隋唐佛学的理论有关。

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这样，玄学的一与众的对立紧张得以完全消解，至理与物理之间的巨大鸿沟得以弥合。

[[20]] 《中庸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第558-559页。【注释】 [[1]] 《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上册，第196页。这一点，理学开山周敦颐的理学体系就凸显出来。一、玄学的性理学说及对宋儒的影响 从性理学的建构过程来看，魏晋名士是中国古代性理学的开拓者、宋代儒家是性理学的完成者，由此可见玄学与理学的密切关联。这是性理之学的根本要求，宋儒的性理之学正是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点。郭象进一步将理分为物之理与至理，他肯定万物各有其理，认为物物有理，事事有宜[[8]]。

这里，例举玄学的性理学说所存在的几点不足。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

在玄学思潮与理学思潮中均出现了代表该思潮发展的思想高峰与代表人物，分别是西晋的郭象与南宋的朱熹，他们恰恰对性理学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一方面，性理学将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人性概念置于最重要、最中心的位置，从吾之性而延及其他人之性，再拓展为物之性。

与此相关，理学也化解了精神境界上有与无的矛盾，缝合了价值体系上人文与自然的分裂。[[4]] 《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6页。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究天人之际为终极目标。……散殊而可象者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祖，他首先提出一个由天而及人的宇宙论体系，进而建构一个由人而及天的人格本体论学说，为理学的哲学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用则是形而下的事物，体现为阴阳、气、器、情等范畴。

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导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中，总是要先设定一个从天到人的宇宙论模式，再建立一个由人到天的人格论哲学思想构架，从而完成由天到人、再由人到天的双向建构。魏晋玄学的性理学说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人格的本体依据。

总之，中国传统兵、农、医、艺的操作实践活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反思对象，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社会生活实践基础，故而也就规定了传统哲学的实践性精神。而且，张载还对性理学说作出自己的独特诠释，包括由先尽性而后穷理的自诚明，与先穷理而后尽性的自明诚的两种不同人格本体境界。

从先秦到两汉，各家各派均在探讨人性论问题，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性主要是一种与生有关的经验性概念，无论是食色之欲还是恻隐之情，性总是一个充满感性色彩的经验性概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为了强调此性在本源上的统一，宋儒往往将太极等同于性。现在，我们就从中国哲学的精神来考察性理学的哲学内涵。宋儒建立了一个更加系统、更加精密、也更加实用的哲学体系，在这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人性论始终居于其中最核心的位置。中国古典哲学总是将人如何参赞天地、主体如何作用于客体的实践活动、操作程序作为思考的重点，而不执意于对自在的宇宙自然的本质与规律作纯客观的思考与把握。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性理学 学术建构 哲学精神 。从其实现过程来说，又是性之理，是从吾之性中发出来的，即如朱熹所说：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

刘劭的《人物志》较早地以本末的思维方法探讨人的形、色与精、神的关系，他将后者称之为性、理，从而赋予了性以本体的意义。如《中庸》第一章谈到人道与天道的深刻关联：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性理学则同样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